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在那场中华民族危亡的血色风暴中，中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书写下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成为守护军民健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

战火中的医疗困境与政策应对

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医疗卫生事业遭受重创。苏皖边区医务损失高达 1.38 亿元，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日军封锁、国民政府断供，药品、人才双双告急。根据地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每千人不足 1 名医生，疫病横行，疟疾、痢疾等疾病大规模暴发，严重削弱军民战斗力与生产力。

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果断出手，构建起群众合作医疗的政策体系。1939 年，《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明确发展医药、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等举措。1940 年，《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等法规进一步规范保健药社，确立其 “三位一体” 运行模式，使其成为兼具经营药材、提供医疗服务的战时重要组织。1942 年，《医师法》更是打破中西医界限，提升中医药地位，为中医药发展铺就康庄大道。

群众合作医疗的多元实践

政策引领下，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群众合作医疗实践。

陕甘宁边区 1939 年成立保健药社，后改制为卫生材料厂，1940 年重新建立保健药社并广设分社，到 1944 年已达 400 个。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 1944 年推行医药合作社改革，广饶县牛家庄的广济医药合作社构建起核心医疗体系与乡镇医药联社，形成广覆盖的医疗网络。晋冀鲁豫边区襄垣县医药合作社、沂中县崖庄区中医医药合作社等也各显神通，或组织中医与中药经营者，或开展流动诊疗服务，均有效缓解了群众 “看病难、治病贵” 问题。到 1946 年，各根据地医药合作社达 43 个，以集体筹资与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军民筑起医疗保障防线。

中医药器物的战地风采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医药器物成为救死扶伤的利器。

当时交通受阻、物资匮乏，西药难求，中药制药工具却撑起医疗供给的 “生命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的 “红色” 药碾，曾助力中央红色医院救治无数红军战士，它的便携性与耐用性是战时制药的关键。

存储容器同样是药材的 “保险箱”，重庆江津地区的陶瓷药罐，不仅储存药丸，还刻有 “抗日救国” 字样，1938 至 1944 年间，当地通过此类容器捐献大量药丸支援前线。

现代医疗设备缺位时，中医药器物因地制宜，成为创伤处理的中坚。在山地，竹镊子、竹夹板配合草药清创止痛；平原地区，铁制农具改造成药材粉碎工具；水网地带，藤编药篓存放水生药材；城市中，生活用品变身医疗器具。

中西医结合的创伤救治模式更显高效，中药止血与西医纱布包扎、针灸镇痛与西药麻醉、中医正骨与西式石膏固定相结合，分级处理伤员，提升救治效率。

中医药器物在抗战中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伪满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打压中医，中医药器物却成为抵抗文化侵略的武器。药碾、炒锅、针灸铜人等，不仅是医疗器具，更是民族抗争精神的载体。它们见证了全民抗战的集体意志，废旧兵器熔铸为铜制药具，从杀戮到救生，彰显民族精神的涅槃重生。

如今，这些经历战火洗礼的中医药器物，通过数字化保护、文创开发，化身为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持续释放红色魅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踔厉前行。

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中医药文化，让其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